所有这些都使得对人格权进行更多层次和更复杂的调整成为必要，而这只能通过独立成编的人格权法才能得到更好的贯彻和实现。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只要对问责对象监视的过程以及透明度的要求没有产生任何制裁的效果，问责的实施在形式上就必然包涵制裁要素，即问责对象将因其违法失当行为而受到相应的制裁，否则，问责的过程就会暴露出严重的不完整性，从而影响问责以儆效尤功能的发挥。如果是天使在统治人，对政府的内外控制也没有必要了。
在我国，对中央和地方监察体制机制的顶层设计和创新，首当其冲就是要落实如何对监督者进行有效监督以及如何实现公平、理性问责之目标，因为这是必须看得见的正义。问责天然就与民主紧密相连，因为问责揭示了政府及其行政官员的权力来源于人民并当然要对人民负责的政治逻辑。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话来概括美国问责的本质特征，我们应该将其表述为一种组织化的由人民主导的问责：政府及其行政官员的一切行为、立场和决定必须时刻以公共利益和人民需求为依归，否则人民就享有问责的权利。当然，实施问责的手段和方法不同，自然也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四、问责的特性之阐释 问责在美国的独特发展轨迹彰显出显明的本土特色。
在这场激烈的论辩中，主要可以划归为两类人，一类为支持联邦新宪法的联邦党人（the Federalists），另外一类即为反对新宪法的反联邦党人（ Anti-Federalists）。当然，某一种情境之下的问责主体可能在另外一种情境之下就成了问责对象。正确认识人大主导立法，务必将其放在与党的领导、政府配合与政协参与的诸多关系中加以理解与把握。
一言以蔽之，立法人才既是专家又是杂家，需要的是复合型人才。国务院部门成了税收等重大国家立法权事项的事实上的立法者。[6]马克思深受古典自然法学家的影响，对于代议机构立法也有着精辟理解，应当使法律成为人民意志的自觉表现、它应当同人民的意志一起产生并由人民的意志所创立[7]。然而，二战以来，不管是在大陆法系还是普通法系国家，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行政管理范围的急遽膨胀，立法的专业性、技术性要求日益增强，都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议会立法权衰弱、行政机关立法权扩张的趋势。
法律的位阶仅次于宪法，凌驾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等各种法律渊源形式之上。为此，卢梭坚信立法是对人民意志的记录。
许多法律规范过于原则、抽象，宣传性和号召性过强，对于具体法律行为缺乏明确的规范性和指引性。其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国务院进行了极其广泛的立法授权。人大立法对于行政立法、司法解释的统领、制约与监督，也就构成了整个国家立法的民主正当性基础。[24] 更重要的是，两高拥有广泛的司法解释权。
[8]显然，人民通过代议机关行使立法权，使得遵守法律的主体与制定法律的主体合二为一。因此，我们不能想当然，认为在理论与制度的应然层面强调人大主导立法，人大立法的质量就会自动提高，部门主导立法的弊病就会自动破除。[32] 同前注30，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书，第274页。转引自蔡定剑：《历史与变革》，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78页。
对于经济调控、公共安全、紧急状态、纯粹技术性立法事项，通常也只能交给一个持续存在、常设高效、反应迅速的行政机构根据新情况作出灵活规定。[46]这种情况在设区的市、自治州等地级市人大立法当中表现也很突出。
[36]再以日本为例，在1947－1988年间，其内阁共提出6738件法案。[22] 李高协：《关于发挥人大立法主导作用的分析思考》，载《人大研究》2013年第2期。
[12] 譬如，七届人大提请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审议的21件法律草案中，由人大起草的只有《妇女权益保护法》、《散居少数民族平等权利保障法》和《代表法》3件，由国务院及其部委起草的多达17件。有学者这样评价了中央政府立法在整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立法实践当中的地位与意义：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是中国立法的先行者和引导者，是它们而不是法律和地方性法规，走在了政治风向的前面。在部门主导立法的过程中，立什么法、什么时候立法，立法的原动力与立法需求主要来自政府部门的感知与动议，并非来自社会公众的诉求与表达。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两个问题：一是人民对于立法机关的立法过程难以了解和参与。[37] 吴大英：《比较立法制度》，群众出版社1992年版，第124页。2. 通过人大主导立法实现民主立法的目标需要化解一系列体制问题 当前，我们之所以提出人大主导立法的要求，主要是为了改变立法过程中民意代表机关话语权不足、民意基础匮乏的状况，旨在改善和提升人大立法的主动权和最终决定权，来充分实现民主立法的目标。
为此，人大代表的参政议政素质和能力，直接决定了人大能否实现对立法过程的主导。[16]尽管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国体制改革、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方面的立法滞后状况，弥补了国家法律供给的不足，但也引发了人们关于国务院授权立法过度膨胀的普遍忧虑。
由此，那种部门领导拍脑袋、一言堂作出立法决策，行政官员关起门来闭门造车、黑箱操作式的立法已经难以适应中国社会深化改革的需求。一些地方提出先规章后法规再法律的立法思路。
[33]毋庸讳言，这种政府主导立法的工作模式很容易导致民众面对法律的陌生与麻木，也容易造成法律作为一种公共产品的滞销以及与社会的疏远脱节[2]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5－76页。
重塑当代中国立法的正当性基础和公正性品质，寻求立法的民主性与科学性、立法效率与法律实效的协调，必须从行动上回归我国宪法法律文本的各项规定，维护有立法权的人大在立法过程中的主导地位。所谓人大主导立法，也不过是人大立法机关的立法精英和立法官僚们在实际操盘立法，是以另一种行政化的方式在主导立法。而且，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程序是诸多立法程序当中最严格的，这就决定了人大立法很难适应瞬息万变的经济社会发展对于立法规制的需求。从《立法法》的整体架构与具体内容来看，人大主导原则始终是一以贯之的。
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经验在不断积累、立法能力不断提升，这都使得人大主导立法有了牢固的现实保障。殊为重要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立法工作和法治教育的高速发展，为人大立法机关储备了一大批高素质、专业化的立法人才。
[27]两高也因此被誉为除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国务院之外的第三立法部门。第58条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
过去的改革大多是放权让利，拥护者多、反对者少，而现在的改革往往涉及重大利益调整，面临较多阻力。但是在实践当中，立法权也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准司法化趋向。
2. 立法获得正当性与公正性的必然要求 从立法权力的应然属性来说，立法是人民主权的最重要体现。过去的改革主要围绕经济体制改革进行，现在则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全面改革。1979年至今中国法律层次的内在逻辑，如果从推动力上来说，毋宁说是由国务院及其相关部门的行政立法推动的，而不是由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推动的。将一些重大事项立法权收归人大，亦是从理论与实践层面推动人大主导立法的重要动因和具体路径。
[36] 李林：《立法机关比较研究》，人民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80－81页。如果不能在立法体制上有所突破，仅仅强调人大立法工作部门加强立法，那么人大主导立法的成效与意义将会大打折扣。
而且，各国立法实践都深刻表明，所有立法会议，组成的人数越多，实际上指导会议进行的人就越少。[3]孟德斯鸠强调民主政治有一条基本规律，即只有人民可以制定法律。
人们经常只能看到最高立法机关对一些事情的态度，却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具体举措。二是法律成了有关部门根据自己的部门意志与偏好，通过立法程序强加给人民的紧咒，容易造成立法就是政府管老百姓的社会认知。